埃及境内的古罗马戏院

“面包与马戏”与“摇篮到宅兆”：“公约国度”与福利使命的西方传统

文：秦晖

“最佳的政府是劳动最少的政府”，这句名言最早出自19世纪前期著名的政论家、杰弗逊的难得者欧苏利文（John O'Sullivan），但尽可能胁制政府权力、以免其骚动公民开脱的看法，着实是杰弗逊就有的。关联词，杰弗逊、梅逊等东谈主也强调政府必须对社会承担大众服务使命，何况公民不错对其问责。因此，“最佳政府”应该是权力尽可能小，使命尽可能大。这在反对“权大责小”的专制政府、建树权责对应的宪政体制的历史中，具有极紧要的道理。

但是这种“杰弗逊—梅逊共鸣”所追求的“最佳政府”可能存在吗？知识告诉咱们：一个莫得权力的政府事实上是无法对大众服务承担使命的。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世上莫得这么的事。近代的民主宪政只可作念到治权民授、权责对应，从而使东谈主们有可能争论什么是“次好政府”，即民主宪政下的公民们盘算推算授予他们的“公仆”些许权力？是授予政府更多的权力以便要求它承担更大的使命、为社会提供尽量多的福利与保险，如故授予政府很小的权力因而也就无法要求政府承担什么福利使命？这就是所谓社会民主与开脱方针之争，或曰“福利国度”与“开脱放任”之争。但是这种争论迄今并莫得得出公认的论断。

不外历史虽然并未“肃除”，但历史毕竟在“高出”。“杰弗逊—梅逊共鸣”如今并未完结，权力最小使命最大的“最优政府”，今天与畴昔同样在东方与西方都不存在。关联词相背的情况，即权力最大而使命最小的政府，畴昔也曾在东方与西方都十分流行，今天它则依然日暮途穷——在一些所在它已被历史淘汰，在另一些所在它的正当性资源也日渐衰微了。

但畴昔的期间并非如斯。

咱们知谈18世纪时开脱方针是在新旧大陆同期兴起的，而且应当说好意思洲开脱方针的起源如故欧洲开脱方针。但“最佳的政府最不劳动”的看法却只出自好意思国的杰弗逊、欧苏利文、梭罗、哈里逊等东谈主，18世纪的欧洲开脱方针念念想家强调权力制衡、治权民授、限权均权的言论许多，但莫得东谈主像好意思国东谈主那样辩论“小政府”。为什么？

我看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依然完结治权民授、权责对应的好意思国，莫得东谈主会设计很少承担大众服务使命的政府还能领有很大权力来克扣和遏抑东谈主民。但是在18世纪绝大多数国度仍是专制轨制而非民主轨制、“家天地”而非“公天地”的欧洲，国度机器在很大程度上如故为总揽者私东谈主或小集团服务的，在大众服务畛域“最不劳动”的政府，同期却领有强权来采纳民脂民膏、骚动国民开脱，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在这种“既非福利国度又无开脱放任”的状态下，单纯强调“不劳动”并不一定意味着开脱方针者心目中的“最佳政府”——正如那时“劳动最多”的政府也偶然是社会方针者心目中的“最佳政府”同样（请想想马克念念对“重商方针”、对俾斯麦体制的嫉恨）。专制政府是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府，同期也往往是对东谈主民不负使命的政府，因此在专制要求下，政府推卸使命并不势必意味着撤销权力或接受对其权力的拘谨，政府很少提供大众服务也不料味着它不会最大程度地弄权自肥。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使命道理上的“小政府”与权力道理上的“大政府”是皆备不错并吞的。

但另一方面，“公约国度”的传统在欧洲毕竟比较久远。在这方面，畴昔东谈主们经常叙述西方的开脱与个东谈主方针传统如怎样何，而很少叙述“福利国度”亦然一种悠久的西方传统。其实仅就城市景不雅而论，西方古典城市那种到处是大型大众要领（圆戏院、竞技馆、大礼堂、大众浴场等）的外不雅，就与中国城市中大面积的皇城宫城高度顽固而坊间有数大众时事形成昭彰对比。在历史上，古希腊和罗马都建树过以公民授权为基础的民主政体或共和政体，在这类体制下，国度权力偶然大于波斯帝国式的君王国度，但大众服务职能却发展较早。

位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埃皮达鲁斯戏院行状

雅典民主城邦依靠劳里昂银矿等公民共同体胁制的国度财路，大搞大众要领，何况在财政上实行过一系列“古代福利国度”计谋，从公款赎俘、债务豁免、不毛解救等生存保险，到不雅剧津贴、公职津贴这类资助公民参与大众生存与大众有规划的要领。亚里士多德纪录说：那时雅典成心有称为poleos argurion（“城市的钱”）的福利预算，雅典议会如期进行福利经历审查，无服务智力者与其他合适经历的雅典公民，不错获得每天两个奥波尔合手续补贴、或者不高出300德拉克马（即1800奥波尔）的一次性补贴。早在雅典民主初建的梭伦期间，城邦已有向老兵披发待业金的纪录，而到庇西特拉图时，雅典依然立法开辟了军东谈主待业金轨制。由于城邦实行的是公民兵而非职业兵制，这施行上也等于有了公民养老轨制，稍后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又致密立法把待业金轨制实践到整体公民。泰米斯托克利在野时，为经管公民休闲问题，政府推出工赈轨制，安排穷东谈主到公益时事与舰队供职。到“雅典式民主”发展至最高程度的伯利克里期间，国度负责补贴的公民达到两万东谈主——对于这个一城之邦而言比例已相配大，同期还对孤儿、劣势东谈主、为国罢休者家属等弱势者提供最低生存保险。公元前358年，雅典公民大会决议把不雅剧津贴轨制化，在城邦预算中栽种泰奥里克专项基金，穷东谈主不雅剧唯一不半途退场，每次不错获得两个奥波尔。此外，城邦必须保证穷东谈主能从市集上获得低价食粮。雅典除外的一些希腊城邦实行过食粮分拨，而雅典则是靠国库与epidoseis（“自觉公益捐赠”）建树储备来平抑粮价。城邦还有使命资助公民到国外开辟隶属国，并在其或者自强前保管其在本邦公民身份下的福利待遇。罗马共和国的福利更是线路，色普洛尼亚法（Lex Sempronia）是罗马建树“灵验的大众福利轨制的启动”。马克念念当年也曾有句名言：“当代的无产者供养社会，而古代的无产者被社会供养”，后者说的就是罗马共和国对公民中的不毛者（ploretariate，即当代西语“无产阶层”ploretarian的拉丁语源）承担福利使命。

公元前后之交，罗马的共和轨制铩羽并启动向帝国诊治，经过元首（princip）制到天子（imperator）制，君权逐步坐大而致不行制约。但是，从共和国的泥土上形成的罗马帝制的成立经由与东方多数国度不同样的是：在共和晚期的危险中，“共和派”施行上是贵族寡头派，而依靠子民与队列的复旧挑战贵族共和国的“民主派”首长，则在颠覆共和之后权力渐大，从“第一公民”（princip一词的本义）变成天子。这一配景使得罗马君权的扩大是以“收买”“联结”大众为主要技巧的。终西罗马帝国之世，岂论君王施行上依然何等专制，莫得一个罗马天子勇于声称国度是他个东谈主或他家庭的私产，样式上罗马帝位也一直不是世及。因此罗马帝国的专制轨制颇有“社会方针”颜色，君权需要表露我方的“东谈主民首长”身份，这就使得国度的福利使命随君权的强化而扩大。罗马公民在所有这个词帝制程度中政事上虽然日益消沉，享受的福利保险却比共和国有增无减，施行上是被天子收买而寄生化了。早在共和晚期，“面包与马戏”（Panem etcircenses）就成为新兴权力对大众的刚性情愿，即国度不仅要对公民的物资生存（“面包”），而且对公民的精神享受（“马戏”）都要负责保险。

古罗马卡拉卡拉浴场

在“帝国黄金期间”，罗马政府掏钱搞的大众文娱要领（决非像咱们的颐和园戏台那样仅供皇家私享）越造越大，文娱步履越来越经常。为承担福利使命，国度靠干戈、索贡等景观来自外部的收入依然远远不够，帝国初年依然实行了向富东谈主纳税补贴穷东谈主的“高税收高福利”轨制。天子尼尔瓦建树的alimenta（儿童津贴）轨制那时影响尤其大。这种津贴用于支付罗马与意大利境内开脱穷人子女的食物与教悔。在很长一个时刻，alimenta资助的笼罩率相配高，于今意大利境内还有当年留住的上百处alimenta分拨记录铭文，成为今天学者治历史东谈主口统计学的遑急史料。除了保险性质的津贴外，帝国时刻国度还为穷人的需要披发低息无息贷款，在“罗马黄金期间”，这笔钱施行上往往毋庸偿还——图拉真等天子都曾撤销过穷人积欠国度的债务并烽火债契。文件与“图拉真圆柱”之类的古迹都纪录着这种场景。必须强调的是：这里解任的是国度出于义务，应穷人要求贷给的钱，而不是国度凭借权力向臣民征收而臣民无力缴纳形成的积欠。它与我国历史上朝廷偶尔开恩解任匹夫“积欠逋赋”是不同的。也与我国唐宋时刻那种朝廷强制“抑配”披发“公廨钱”、“青苗钱”用以创收的“官印子钱”不同。

公民不错无庸婉言地向国度要求“面包与马戏”，这一传统影响久远依然象征化，今天在泰西时常不错看到以“bread andcircus”为牌号的超市、食物连锁店、货仓与剧院等等滥用时事，取其低廉、实惠之意，与古代的国度福利皆备不是一趟事。不外以这个牌号之寓意实惠、大师化，仍然可见历史的影响。古罗马国度的这种“高福利”也许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今东谈主不错指它只惠及开脱民不惠及奴婢，指它形成公民的消沉化寄生化和共和政事的沦陷，指它最终形成帝国晚期的财政危险与崩溃，目下的不少古典开脱方针学者还心爱把希腊罗马国度与漂后的没落讲解为“古代福利国度的歇业”并借以隐喻目下西方福利国度的逆境、宣传其开脱放任的理念。不外价值上的辩论姑且岂论，古罗马国度以“面包与马戏”相联结，疏导公民的“清闲”（图拉真语），和中国古代朝廷以秋荼密网使草民畏服，如故很不同样的。

中叶纪典型时刻，罗马式的古代国度解体，欧陆成为教俗领地、村社、自治城市的世界。那时王权泛泛悲怆，天然也不会再有罗马式的福利使命。但是那时的教俗领地和自治城市犹如一个个小国，其里面的总揽权力与使命如故相对地比较对称的。中叶纪的封主与封臣之间的依附干系，包括领主与农奴（最下级封臣）的干系，都是不停与“保护”的皆集。封主对封臣的不停权力是以对后者有“保护”使命相斟酌的。是以有东谈主说，中叶纪最穷和最富的都是开脱东谈主，而农奴居于中间。马克念念也说过：中叶纪的农奴是有保险的，而近代（他所处的期间）无产者是莫得保险的。因此当年拿破仑在莱茵区解放农奴时，也曾遭到被“解放”者的不屈：“莫得主东谈主，谁来保护咱们呢？”中叶纪的采邑—村社体制下农民保有份地、使用公地均有保险，是以参预“近代”时，开脱租佃制温情这一传统（即以往所谓的“圈地开通”）会引起剧烈响应。这是莫得这种保险的中国配景下难以意会的。而教育则是中叶纪大众服务使命的最遑急的承担者。在王权悲怆、“王责”因而也不显确那时，各派基督教育在社会上建树了大批的教育病院、免费药房、育婴堂、孤儿院、养老院、解救所。尤其是教悔，从12世纪以三大教育学校（圣保罗学校、圣马丁学校与圣玛丽学校）为代表的平淡教悔之后，又兴起了教育办大学之风。今天西方的大众卫生、大众教悔与其他公益体系，都与教育传统关联。在政教分离之前的中叶纪，教育兼有社团与政府性质，教育公益因此也被视为近代民间自治公益与国度公益（福利国度）的共祖。中叶纪晚期欧洲从头出现坚贞王权，并在中央集权配景下产生民族国度。这种王权在侵夺领主与教育的传统权力同期，也袭取了后二者包袱的公益使命，出现了上继罗马“古代福利国度”、下接当代福利国度的前近代国度公益。以英国为例，宗教改良前教育基金曾占寰球大众金钱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傍边，都铎王朝强化王权，于1532、1545年两度借宗教改良之机大举充公教产，同期也采取了稠密的教育公益体系。1601年英国国和会过《济贫法》，规定国度有解救穷东谈主的使命。同庚伊丽莎白女王颁布《慈善款使用条例》，规定慈善信赖是“私东谈主与国度共同参与的职能”，而且国度应当是寰球“慈善基金的总建树者”，从而对信赖者承担最终使命。法学界一般觉得，这两项立法是公益福利轨制的“大宪章”，是对于福利社会的“盎格鲁撒克逊法律之中枢”，因而亦然近代“福利国度”的起源。

塞尔瑟斯藏书楼(Library of Celsus)，它建于公元二世纪，现位于土耳其以弗所古城。

天然，都铎式专制轨制使国度对福利使命的情愿穷乏监督，因而口惠多于实至。在民主化使福利国度的使命拘谨刚性化之前，都铎英国并未皆备落实这些法律，甚至有东谈主觉得直到好意思国的罗斯福新政，才完结了这份“福利大宪章”的原则。但是前都铎期间的社会公益尽头是教育公益，在都铎期间至少是部分“国有化”的效力，也使得相配一批畴昔教育的卫生、教悔、福利机构东谈主员泛动为国度雇员。如今有东谈主算出，都铎王朝按东谈主口比例的国度雇员数目比中国的清王朝多，便说清王朝更近于开脱方针小政府。其实都铎期间，英国官僚群体因君王集权专制体制的发展而彭胀虽然是事实，但近代民族国度大众服务职能扩展的成分也很遑急。相对于领有更强的专制权力却不承担些许大众使命的中国传统王朝而言，后者主要仅为赋税刑名之类压迫职能而豢养的官僚群范围即便小些，与所谓宽宏开明云云只怕也毫不是一趟事。

但是，专制轨制施行上的权责永别应并不会因非凡的“文化传统”而摒除。尽管希腊罗马古典公民国度民本传统与基督教伦理成分的影响，使某些欧洲封开国度相对而言更多一些公约性，而少一些家天地和有权无责的雕悍，“大宪章”、“无代表不纳税”、对民而言无职权不应有义务，对国而言无服务不应有权力的不雅念也形成较早，但是专制期间国度权大责小的总体情景仍然存在。既然专制要求下少尽职的官府偶然不会多聚敛，无“福利”的国度偶然就会有“开脱”，则欧洲东谈主不像“民主早熟”的北好意思东谈主那样心爱不辨权责地询查国度或政府的“大小”，也就不难意会了。都铎王朝在17世纪初收尾，下一个斯图亚特王朝就发生了创新，接着好意思、法接踵变天。尽管如今强调好意思法创新之异已成时髦而且不无灼见，但从万古段看，它们如故同标的的——即都形成了总揽者权力更受制约，使命更难推卸。到如今即即是最少“福利国度”的英国，经过19世纪迪斯累利的“托利社会方针”、劳合乔治的社会福利推测和20世纪麦克唐纳的“工党社会方针”，三次政府公益大扩展，国度的使命也已比伊丽莎白《济贫法》期间不知重了些许。而即即是最典型的福利国度如瑞典，“从摇篮到宅兆”的使命压得国度风尘仆仆，但其权力的不行制约性，不要说与“焚典坑儒”的秦始皇比，就是与阿谁伊丽莎白老配头比拟，无疑也要小多了。

于是如今“右”如好意思国，“左”如瑞典，都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完结了权责对应——虽然相对而言前者权小责亦小，后者权大责亦大。于是东谈主们不均权责地争论“大政府”如故“小政府”，或褒瑞贬好意思，或褒好意思贬瑞，也就有了某种合感性。

但是在莫得宪政的期间，咱们能说政府责小必定权也小？莫得“福利国度”的所在就势必有“开脱放任”？不像瑞典的所在，就势必像好意思国？昭着，咱们的知识无法接受这种逻辑。但是浸染在当代西方“问题情境”中的“汉学念念维景观”，却往往就是按这种逻辑谈判问题的。

节选自秦晖著《共同的底线》欧洲杯2024官网，图片来自收罗。